于是，晚上闲暇无事，便带了李二、梁一刀等心腹，便装上街，闲逛游玩。大半年来，还没有这样清闲过，都不知道京师长什么样了。走到一条小巷，是一个横贯长巷的市井。市井，也就是后世的市场。
    《史记“正义”》曰：“古者相聚汲水，有物交易，因以成市，故曰‘市井’。”市场的各个贸易点叫“肆”，市场内存放货物的屋舍叫“廛”。市场官员发表命令叫“市令”，违犯市令受到处罚叫“罚市”，在市场处决罪犯然后陈尸市场叫“弃市”等等。
    说了这么多，您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想问，宋代有市场吗？有。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画的那种。宋代有草市、夜市、早市等。古代的市井、市廛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区。汉代长安有九个市，六市在大路西边，统称西市；三市在大路东边，统称东市；东西市以外还有个槐市。草市是宋代紧临州县城郭发展起来的新的商业市区。 草市原来是乡村定期集市﹐经过长时期的发展，到宋代﹐其中一部分发展成为居民点，个别的上升为县﹑镇，而紧临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市区。这类市区，居民稠密，商铺店肆林立，交易繁盛，与城郭以内的原有市区，并无区别。有的地方，甚至远远超过了城郭内的旧市区。到宋朝，逐渐发展成商业中心已经突破了原来乡村集市的涵义，成为州县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；而夜市最早出现于唐代，但国家明文允许夜市，是在北宋开封东京城时期。北宋国都东京汴梁城（河南开封）的工商业繁荣超过了前代。那时的商业都市很多，而最大的要数国都开封市，人口一百五十万之多，大街小巷店铺林立，夜市“买卖昼夜不绝”，还有各种小贩、货郎叫卖，更增添了城市的热闹气氛；至于早市，宋代之前对开市的时间有限制，宋初，国家才明文规定允许早市，又称朝市。每天一早开市，交易只有2～3个小时，人称“早市”。过去以交易粮食为主，凡进城粜粮籴米者，都在此时买卖。后来渐以蔬菜、瓜果为最多。
    一边想着早市、夜市的事，一边往市井走去，见有卖生活用品的，有卖古玩的，有卖藏药的，有卖宠物的，有卖刀剑的，卖什么都有。往前走，竟然见到了人口市场。啥意思？就是买卖人口的。
    您一定还想问，宋代可以贩卖人口吗？可以。曾经有一本女性诗歌作品总集，名为《名媛诗归》，其中记述了一件苏轼的文人轶事，这就是“春娘换马”。您看，我说过，提起宋朝，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——苏轼。苏大学士是有宋一代绕不过去的话题。
    “春娘换马”的故事原文如下：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前，东坡公有婢名春娘。公谪黄州，临行，有蒋运使者饯公。公命春娘劝酒。蒋问：“春娘去否？”公曰：“欲还母家。”蒋曰：“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？”公诺之。蒋为诗曰：“不惜霜毛雨雪蹄，等闲分付赎蛾眉。虽无金勒嘶明月，却有佳人捧玉卮。”公答诗曰：“春娘此去太匆匆，不敢啼叹懊恨中。只为山行多险阻，故将红粉换追风。”春娘敛衽而前曰：“妾闻景公斩厩吏，而晏子谏之；夫子厩焚而不问马，皆贵人贱畜也。学士以人换马，则贵畜贱人矣！”遂口占一绝辞谢，曰：“为人莫作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今日始知人贱畜，此生苟活怨谁嗔。”下阶触槐而死。公甚惜之。
    这一事迹使得苏轼的崇拜者非常愤怒，他们认为按照大文豪苏轼的人品，是做不出来这种“畜事”的。所以坚持否认此事的真实性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北宋的士人阶层买卖婢女这种事确实很常见，而且符合当时的法律和价值观。比如：嘉佑六年（1062年），王荆公知制诰，吴夫人为买一妾，荆公见之，曰：“何物也？”女子曰：“夫人令执事左右。”安石曰：“汝谁氏？”曰：“妾之夫为军大将，督运粮而失舟，家资尽没犹不足，又卖妾以偿。”公愀然曰：“夫人用钱几何得汝？”曰：“九十万。”公呼其夫，令为夫妇如初，尽以钱赐之。 （北宋·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）
    啥意思？就是王安石升为知制诰，替皇帝起草文书，按当时传统，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，这个妾的丈夫原为军官，负责漕运，因为船沉粮没需要赔偿，于是，丈夫用九十万钱把她卖给王家做妾。王安石却不忍此事，赎金全送出去了，却将“妾”也一同送回其丈夫。
    司马光是王安石政治上一生的对手，司马光也多次拒绝夫人为之买妾，曾有朋友向他借五十万钱，说不过是卖一个小婢的钱，司马光一听不高兴了，回答说，我连肉都不经常吃，哪有五十万钱去买小婢?
    那么，士大夫的婢女和妾哪里来的？当然是“买卖”。如庆历年间，名臣韩琦任职真定府，为了感谢某位门客的服务，花100贯买了一个婢女送给门客。所以宋人花钱购买婢女或者卖出，送给别人，在当时都属于正常行为，很少有人因此责怪他们。
    那么，宋朝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什么?宋初，实行的是《宋刑统》，其中的条文和唐代的《唐律疏议》没什么区别。也就是说，宋初对买卖奴婢的态度和唐朝是一样的：奴婢买卖和牲口买卖一样合法，不过必须立合同，交易完成以后三天内发现有病可以让合同作废。
    但《宋刑统》中同时规定：诸掠人，掠买人为奴婢者绞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，宋代合法的奴婢交易被政府承认，但关键是买卖的人口从哪里来的。合法的奴婢来源包括：国家将罪人的妻女贬为奴婢，或者自愿卖身为奴婢。对于这种人口交易宋朝政府甚至可以在其中抽税。而非法的奴婢来源则包括拐卖、抢掠人口，对于这种非法途径而来的奴婢，唐宋政府一直在法律上严禁。“诸掠人，掠买人为奴婢者绞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    曾见过有专家说，宋朝的奴婢有人身自由，宋朝的奴婢和后世一样，采取雇佣形式找佣人。这就是中国的一些痞子专家，“专”以揣测为看“家”本领，再得出狗屁结论，就算研究成果。但实际上奴婢制度的消亡是个很长的过程，法律上视同牲畜的奴婢和雇佣奴婢，在北宋是同时存在的。雇佣而来的奴婢，被称为人力和女使，一般以5年或者10年为期，在法律上他们是平民，而非贱民。所以，一般不会被转卖或者虐待。而被士大夫们转卖送人的，则多半是类同牲畜的贱口奴婢。
    北宋的人口买卖是如此兴盛，以至于时人记载宋代汴京“京城中下之户，不重生男，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”，为什么重女轻男呢?因为可以“教以艺业，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”。被父母卖掉的事迹在宋朝很多，例如宋代的判案文书集合《明公书判清明集》就记载了一名女性的悲惨命运：吴千二拐卖一名女子为妻，玩腻了再把她卖给翁七七之子，然后女子的生父找来把女儿夺回，而生父转而把女儿卖给李三九。
    上面是被父母所卖的。北宋时期，还可以看到大量平民被国家判罪成为奴婢，例如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戍卫西北重镇庆州的军卒，发动兵变，最后叛军的家属也连坐成为奴婢。其老、疾、幼及妇女配京东、西，许人请为奴婢，余配江南、两浙、福建为奴。诸为奴婢者，男刺左手，女右手。宋代实行募兵制，一旦成为军人，会提供宿舍给全家居住，这不仅是福利更是威慑：一旦军人逃亡，家属就会被罚为奴婢。所以这些犯官犯军的家属，就成为贱口奴婢的重要来源。
    不过也要注意的是，宋代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改中。宋初的《宋刑统》，到了宋代中期修订实行新法律《天圣令》,逐渐开始提高奴婢的地位。例如，开始准许奴婢与良人通婚。
    还是扯远了。因为见到了人口市场，便说了这么多历史掌故。既然贩卖人口合法，于是好奇，便想走到跟前看看。先是见到四个精干壮汉，被一根铁链串着，像串着一群羊。觉得好奇，便上去问买卖的牙子。
    牙子道：“这位爷，我看您是个有钱的主，这四个壮汉是宋江征辽国时，被辽国俘获的梁山军汉，被辗转买到我国。这位爷看看这可是健壮的军汉.....”
    梁一刀早己早说，不待他说完，怒冲冲的一手拨过他，冲到四名军汉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们以前是谁的部下？”其中一名军汉道：“老子是梁山卢俊义手下，为国出力，被辽狗俘获，不想被当牲畜卖卖！”
    梁一刀又问：“你可知卢俊义手下有一亲随头领？”一名军汉道：“大哥说的可是浪子燕青！”
    梁一刀其实是为了证明他们是不是梁山旧部。于是又问：“你可认得黑旋风李逵？”那名军汉道：“是我们梁山头领！怎不认得！”
    梁一刀指着我问：“你可认得这位壮汉？”四名军汉齐刷刷转过眼来看我。突然哽咽道：“李头领......”四名铮铮铁汉便泪如雨下。
    我知道，梁山好汉在战场上流血流汗，从不流泪。但现在四名铮铮铁汉的眼泪却齐刷刷地不争气地流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受尽了委屈。就像一个孩子，在外面受了委屈，突然见到了自己的亲人，眼泪就不由自主地下来了。
    我一把抱住四名军汉，拍着他们的背，安慰说：“到家了，不哭了，宋大哥背叛了你们，国家抛弃了你们，我李逵还活着，跟着我回去吧？”
    四名军汉擦干眼泪，齐刷刷地挺起胸膛。是想告诉我，梁山英雄不减当年？我示意李二：“成交吧。”
    我不知李二成交了多少钱，多少钱都值。看着牙子解除了四名军汉锁链，我领着他们往回走。他们四人却直勾勾地看着身后：一名瘦瘦的汉子瘸着一条腿，拄着一根拐杖，也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我问四名军汉道：“这又是谁？”
    一名军汉道：“李头领不认得纪山之战中失踪的黄钺将军了？”
    我惊讶道：“黄钺不是早已……怎么瘦成如此地步了？”
    黄钺、金鼎是田虎势力在昭德城的守将，梁山大军围攻该城时，两人杀死守将，开城投降梁山大军。征讨王庆之战开始后，两人随军参战。征讨淮西王庆之时，在纪山之战中，两人初战就对上了淮西猛将袁朗，贼将袁朗骤马当先，头顶熟铜盔，身穿团花绣罗袍，乌油对嵌铠甲，骑一匹卷毛乌骓，赤脸黄须，九尺长短身材，高叫道：“水洼草寇，那个敢上前来纳命！”宋阵中河北降将金鼎、黄钺，要抢头功，两骑马一齐抢出阵来，喝骂道：“反国逆贼，何足为道！”金鼎舞着一把泼风大刀，黄钺拈浑铁点钢枪，骤马直抢袁朗。那袁朗本是李懹麾下虎威将军，是淮西王庆军中武艺最高强的武将之一，生得赤面黄须，使两个钢挝来迎，斗过三十合，袁朗将挝一隔，拨转马便走。金鼎、黄钺驰马赶去。袁朗霍地回马。金鼎的马稍前，早被袁朗右手一钢挝，把金鼎连盔透顶，打的粉碎，撞下马来。黄钺马到，那根枪早刺到袁朗前心。袁朗眼明手快，将身一闪，黄钺那根枪刺空，从右软胁下过去，黄钺直跌入袁朗怀中，被袁朗擒获，从此失去踪迹......
    我再次示意李二：“成交吧。”
    李二交了银子，牙子打开锁链。我搀扶起黄钺，大声问道：“兄弟还认得我吗？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别这么大声说话，兄弟腿是伤了，耳朵好使着呢。哥哥便是烧成灰，变成真正的黑旋风，兄弟还能认得你个黑贼！”
    我当胸捶了他一下，他只是呲咧了一下嘴角，但脚下不晃动一下。
    我于是骂道：“你个死而复活的黄钺，认得就好！怎么还烧成灰？你都在纪山之战中死过一回了，还盼着你李家哥哥死呢？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袁朗老儿还杀不死他黄爷爷！”
    我不再和他扛。喊李二：“李二，快些拉过马车来！”
    李二便叫马车夫赶过来。我们搀扶着黄钺上了马车，我也和黄钺上了同一辆马车，车向府上驶去。其余四名军汉也和梁一刀等跟在马车后，缓缓而行。
    我问躺在身旁的黄钺道：“兄弟不是被袁朗擒获了吗？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兄弟自被擒获，霹雳火秦明跃马上前，舞起狼牙棍来救，袁朗舞挝来迎。两个战到一百五十余合不分胜负。正在危急，只听得山后连珠炮响，被鲁智深等将士，爬山越岭，杀上山来。将敌军山寨里五千老弱贼兵、一个偏将杀个罄尽，夺了山寨。李懹等见山后变起，急退兵时，又被黄信、李应等将，两路抄杀到来。宋江又教铳炮手打击铁骑，杀得贼兵雨零星散，乱窜逃生，袁朗也被火炮打死。我趁乱从山寨另一边逃走了。”
    我问道：“兄弟既然逃出来了，怎么不见你的踪迹？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兄弟我趁乱逃出来之后，慌不择路。害怕贼兵追出，一路狂奔，结果迷失方向，最后不知怎么的，走到辽国地界。便只好化妆成哑巴乞丐，在辽国逃难。谁知这四名梁山兄弟被俘，又被当做牲口贩卖，本想救他们出来，谁知技不如人，最后便连我也沦为奴隶，被放到人口市场上买卖。若不是遇到哥哥，这辈子便......”
    我笑道：“这不是还有哥哥我吗？你就住在我府，待我今后为你等谋个差事。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那就谢过哥哥！”
    我笑道：“自家兄弟，客气什么！”
    说着，到了府上。下了车，黄钺抬头一看，见了“李宅”二字，笑道：“哥哥也置办了这高院大宅了！”
    我笑道：“二进的小院落，没有什么！将来哥哥攒下些钱，便与你买一个便是！”
    黄钺笑道：“兄弟哪敢有这奢望！”
    听到这里，您肯定想问，做到禁军副殿帅了，为什么府邸门牌不挂“李府”，而是挂着“李宅”二字？
    铁牛在这里就需要絮叨几句了。我说，您一定是古装剧看多了，以为只要是个官，或者只要是个高门大户，似乎都可称“某府”。
    其实，中国古代礼仪繁多，等级森严。不只是着装打扮、房屋建筑都有严格的规定，就是门口挂着的牌匾，也是要按照等级书写。在古代社会，真正能够在大门上挂上“某府”的匾额的家庭可说是寥寥无几。房屋建筑的等级限制表现在大小、造型、使用装饰等方面，比如现在经常用于仿古建筑的黄色琉璃瓦，在大多数朝代只能用于帝王宫殿或者孔庙。包括大门上的门钉能有几颗、门口能有几级台阶、栏杆可以使用什么材料、可以用什么样的花纹来装饰等细节，都是有严格规定的。一旦在这些礼制上有任何僭越，轻则受罚，重则丧命。所以，能在门口挂上“某府”的屋主，最基本要求必须是大官。那得是多大的官员才能在匾额挂上“府”呢？在不同的朝代，标准略有差异，但相同的是，这些官员的等级都相当高。某种意义上，地位堪比皇亲国戚。
    “府”，最早记载于《周礼·天官大宰》：“百官所居曰府。”在周朝的时候，这个字的使用范围是最为宽泛的，只要是在朝廷为官，家中就可以称为“某府”。但到了宋朝，这方面的规矩就严格了。《宋史·舆服志》记载：在宋朝，只有宰相和亲王的住宅能称之为“某府”。除此之外，其他官员住宅只能称为“某宅”，普通老百姓的住宅就只能称之为“某家”。
    明朝延续了宋朝的这一规定，但因为明朝废除了宰相这个官位，所以在明朝就只有藩王的住宅才能称为“府”，其他官员和普通百姓的住宅跟宋朝时一样分别称为“宅”和“家”。也就是说，在明朝，除了姓朱的藩王之外。就算是徐阶、张居正这类掌控内阁，权势滔天的大权臣，同样不能在自己住宅的门口挂上“某府”的匾额。
    在清朝，即便是晚清第一名臣李鸿章，有权有势，但是家里的大门一样只能写“李宅”。现在李鸿章故居的门上挂着的牌子写的是“李府”，但那其实是后人写的。在李鸿章那个时代，是绝不敢这样做的。
    所以，在有具体朝代背景的古装剧中，无论什么富贵商家或者武林大家，大门上直接写着“某府”之类的，就很明显僭越了礼制，是一个历史知识的错误点。
    当然，也有例外。那就是他们或祖辈中曾有人被皇帝封以高位，比如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等公爵，他们家里可以挂上“徐府”或者“常府”匾额。但是，这与他们或祖辈的官职和权力无关，而与被封赏的爵位有关。爵位在公爵以下的官员，就不能将自己的住宅称为“某府”。而明朝又规定了，如果官员没有军功，是不能封赏为爵的。所以像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这些文官，虽然手握大权，但是他们的住宅也只能称之为“某宅”。
    又扯远了。想说宋朝礼制，说着说着，又扯到明清了。
    那么，再回到“李宅”上。前面说了，在宋朝，除了宰相和亲王的住宅能称之为“某府”，其他官员的住宅只能称为“某宅”。即使像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梁师成、宿元景等位极人臣，但想在住宅大门头挂上“某府”，都只是梦想。梦中挂上也不行！不是被皇家杀于梦境，就是梦醒了被自己吓死。这就是朝廷的规矩，梦中违背了也不行，更何况是在白日？违背了规矩，不是丢官就是掉脑袋的事。为一个小小的撑门面的门牌丢官杀头，这账让粗人李铁牛来算，都觉得不划算。何况他人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