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靖自有打算。

    他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追击颉利可汗，因为，他知道，李世绩早已在碛口，等待颉利的自投罗网。

    颉利的老巢和家底全部被一锅端了。

    他虽然暂时还没被抓获，但东突厥已经名存实亡，再无翻身的可能。

    李世民得到李靖大破颉利的消息之后，他毫不掩饰久经压抑的情怀，一朝释放的欣喜。

    李世民扬眉吐气地，对着所有的朝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：“朕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国家草创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突厥，朕未尝不痛心疾首，志灭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”

    然后，他充满霸气地说道：“今者暂动偏师，无往不捷，单于款塞，耻其雪乎！”

    李世民终于大仇得报，大耻得雪，或者在这一刻，他心中想起了玄武门事变。

    虽然地是无法掩盖的杀兄屠弟的事实，但经此一役，他已足够洗刷自己私德上的污欠，他已经足以站在历史之上帝王之肩。

    李世民将这次胜利，视为自己人生最重大的胜利之一，他大赦天下，允许天下大醉五日。

    干杯，狂欢。

    为了这难得的胜利。

    但李靖这次犯了事，他虽然荡平了颉利，但突厥部内的财富，却并没有归入唐朝的国库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是突厥的大可汗，本部十万的人口，多年经营积累，无可置疑地拥有巨大的财富，以至于连唐朝堂堂三品官，御史大夫都有眼红之感，

    可以想见，当年那个战火连天的夜晚，那个喊杀声震天响的日子，是一种多大的疯狂，久受屈辱，备受压抑的情怀，终于也可以有尽情释放的一天。

    复仇的快感，燃烧了每一个久经屈辱的战士。

    李靖感同身受，他也享受这种滋味。

    因而，他对于温彦博的指控，并不加以否认，但他却不能忽视李世民的责备，也许，当时这个唐朝皇帝的心里，或许也充满了对那个夜晚的向往，但身为一国之君，他必须要政治正确。

    感性必须让位给理性。

    李靖接受了李世民的指责，他向李世民请罪，但胜利者，是永远正确的，也是不该被指责的。

    但李靖已是功高不赏，也是需要敲打的时候了。

    冷处理是必须的。

    许久之后，李世民再次召见李靖，他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。

    “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以罪致戮。朕则不然，当赦公之罪，录公之勋。”

    然后，给李靖升官赐物加实封。

    但给予的赏赐，实在微不足道，也许在李世民的心里，这虽然是一次足以铭刻史册的胜利，更多的却是乘对手的虚弱而胜。

    但即使胜之不武，也是足以名耀千古的胜利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遭到了双重打击。

    当他准备北渡碛口，进入漠时，看到了李世绩的身影，唐军早已等候他的到来。

    一步错，全盘皆输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前无进路，退无归途，他已穷途末路。

    他的部下再没有选择，要么投降，要么全军覆没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部下的大酋长，替他做出了正确，也是必然的选择，他们举族投向李世绩投降。

    李世绩又俘获了五万人马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不愿意这么早投降，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搏一下。

    也许坚持就是胜利。

    他和少量心腹，投靠苏尼失部落，这是突厥最后的一支力量。

    苏尼失是颉利可汗的铁杆粉丝，忠于他，臣于他。

    颉利想在他那里修整之后，再南奔吐谷浑，也许在那片蛮荒之上，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。

    但李世民不会再给他这种机会。

    他派出的六道讨伐大军并不是吃素的，虽然事实上，有二路军队根本就没有过和突厥交战的记录。

    但唐军的视线聚焦在颉利身上，围追颉利，活捉颉利，这是必然的收官之战。

    行军总管李道宗探知了颉利的遗迹。

    他率领唐军逼近苏尼失部落，明确命令苏尼失抓住颉利，送给自己。

    对抗全盛的唐军，这不是苏尼失一个小小的部落，所能承受的压力。

    颉利可汗只能再次闻风而逃。

    但他是折翼的可汗，他已走到了他的宿命和归途。

    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，他根本就不可能跑得远。

    虽然他躲在最荒凉偏远的山谷之中，但苏尼失也依然派出骑兵将他轻松抓获。

    但苏尼失却并没有立即将颉利可汗送给李道宗，显然，在他的部落之中，存在不同的声音。

    也许事情还可能出现反转。

    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李道宗派出副总管张宝相，直接在苏尼失驻地耀武扬威，向他索取颉利。

    可怜颉利一代大可汗，竟然被当作物品，转手进贡给了唐朝。

    苏尼失也举族降唐，这也是突厥最后一支成建制的力量。

    突厥，确切点讲是东突厥，完了。

    从此之后，漠南之地，虽然依然鸢飞草长，马肥牛壮，但却已经改换了主人，他是属于李唐的天下。

    但李世民有一个幸福的烦扰

    面对突厥如此庞大的归降人口，如何处置，安排他们，这引发了唐朝内廷的激烈争论。

    仗打完了，突厥的大可汗也抓住了，东突厥事实上也已经灭亡了。

    这是天大的功业。

    李世民这个时候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号，以天之名，顺天之意，因承天之旨，他被称为“皇帝天可汗”。

    其实，这个称号，并不是独创，也不是原创。

    当年隋文帝杨坚文治武功，远超前古，就曾经接受过突厥“莫缘可汗”的称号。

    李世民接受四夷君长的”天可汗“的请求时，有些犹豫。

    他在朝堂之上，问那些外族的使者说：“我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事乎！”

    唐朝的君臣和外族使者们全部跪下，异口同声，山呼海啸般地称呼万岁万万岁。

    天命如此，天意所归，天大的荣耀。

    李世民自今日起，就是华夷共同的君长，东亚事实上的霸主，他叫皇帝天可汗。

    这是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，但高潮和快乐过后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到台面上。

    如何处置这些归降的突厥人？

    这不是一个二个，而是十几万个突厥人，十几万人要吃饭，要生存，要过上有盼头有希望的日子。

    这是国策，是目前的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，这引发了唐朝群臣的激烈争论。

    李世民准备集思广益。

    他叫群臣上书言事，这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一场宫廷辩论，前后上书言事的正式奏疏就有十一份之多。

    至于当庭辩论，往复认证，激烈交锋，可以想象不知经历过多少回合。

    所有的处置突厥的意见，总结出来，大体是分为三个方案。

    第一二种意见，都强调了华夷之防，但他们走了二个极端。

    第一种意见要变其风俗，化胡为汉。

    就是让突厥举族迁入中原地带，充实人口，转变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，让他们成为中原的农耕人口。

    可以达到“百万强胡，化而为汉”，“中国有加户之利，塞北可空虚矣。”

    这有现实的依据。

    李世民名义上虽然接受了皇帝天可汗的称号，但当时唐朝其实还非常虚弱，隋末持续十几年的战乱，让人口断崖式下滑，很多地方千里渺无人烟，荆榛遍地。

    国家极需人口，也极需恢复生机。

    即使到了李世民登基六年之后，群臣纷纷上表劝谏李世民封禅泰山时。

    魏征也表示了坚决反对，他在奏疏之中写道：“自伊洛之东，……茫茫千里，人烟断绝，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，进退艰阻。”

    可见当时，即使是富饶的河南平原地区，也依然满目苍痍，国家还非常贫困。

    即使到了贞观十一年，这已经是贞观之治时的盛世，一代名臣马周，这个被李世民誉为“我于马周，暂不见便思之。”的国之重臣，在奏疏之中，还明确说道：“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。”

    可以想见，唐朝以此成果，就可以称为贞观之治，那隋时盛况，足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。

    人，总是第一生产力，也是最重要的资产。

    既然中原大地缺人，并且有地，那从现实的角度出发，将突厥人举族迁徒到山东的兖、豫之地。

    将突厥人变成华夏人，让他们耕种土地，同时又可以少去一个劲敌，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

    但这个方案，于事为难，理必不可，无法真正实施。

    因为这违背了人的天性，

    胡始终是胡，汉也始终是汉。

    胡人无法全民族化为华夏之族，或许在时势所迫之下，小规模可以转变风俗和习惯，但全民族的短时间同化，却很难在现实之中完成。

    况且，唐朝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支撑这个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