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汉分隔，夷夏有防。

    第二种方案，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。

    这个方案的核心是：胡本是胡，汉本是汉。

    这种观点具有现实意义，但更趋向于消极应对。

    在唐朝的政治中，已形成一种共识，正如当年郑元寿说服颉可汗利退兵时，说过一句经典的话，“汉与突厥，风俗各异。汉得突厥，既不得臣，突厥得汉，复何所用？”

    可见完全的胡汉混杂，胡汉一家亲，事实上很难做到。

    窦静，当朝大族窦氏的代表，就坚定持有这个观点。

    窦氏一族，累世为北周隋唐的外戚，无数子弟和公主成婚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无数代的窦氏优秀女性，都和皇帝以及皇室联姻，可以说是当世屈指可数的世家大族。

    他们也是关陇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。

    窦静的份量，当然更代表了李唐上层社会的观点。

    他更进一步表明说：“（突厥）同夫禽兽，……不可以刑法绳，不可以仁义教。”

    最后，他提出自己的意见，“得之无益于治，失之无损于化。”

    窦静举张让他们继续处于黄河之北，任其自生自灭，但不再立大可汗，分部落而治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强调夷夏之防，放任自流，但为了避免养寇为大，需要分化平衡的观点。

    李世民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省事省心省力的方案，并不是他不想，而是力有所不足，看上去很美而已。

    因为漠北变天了，现在的主人叫薛延陀。

    他们虽然在大草原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，还需要唐朝的认可和扶持，但他们已是当之无愧，货真价实的漠北霸主。

    在大是大非的原则上，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。

    卧榻之侧，不容他人酣睡。

    他们不会同意突厥人重返大草原，即使有唐朝的支持，即使面对要和唐朝开战的风险，他们也在所不惜。

    事实是，突厥人也没有能力再返回大草原。

    但他们虽然被放弃，却是一颗真正有效有利的棋子，亡国之族，命运本来就不可能由自己作主。

    这可以从后来的事实得到验证。

    在突厥归唐之后的九年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结社率叛乱。

    结社率是突利的兄弟，在长安为质，突利确实是李世民的好兄弟，也是最好的盟友。

    在李世民和东突厥颉利可汗决战前，突利就已经率部归唐，这对颉利可汗无异于釜底抽薪。

    一切尘埃落定后，作为回报，突利成为首批四个突厥州中的顺州都督。

    李世民为了照顾突利的情绪，特地给他解释了为什么突利居功至伟，但没有立他为突厥可汗的原因。

    “昔尔祖启民亡失兵马，一身投隋，隋家竖立，遂至强盛。……无岁不侵扰中国……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，正为启民前事故也。改变前法，欲中国久安，尔宗族永固，是以授尔都督。”

    突利也一心体国，忠诚奉上，演绎了一段君臣相得始终的佳话。

    但都督位置传至突利儿子一代时，就发生了变化。

    在长安为质的突利弟弟结社率，因为自己的职位久不得调，心生怨望，准备干一票大的。

    当李世民按惯例前往九成宫避暑打猎时，结社率奉突利的儿子为主，纠合了四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部族首领，竟然准备对李世民实施斩首行动。

    事起仓猝，猝不及防之下，他们差一点成功。

    他们行动迅速，甚至已杀掉了几十个李世民贴身的卫士，纷飞的箭雨，在李世民的面前呼呼作响。

    几支羽箭，甚至已落到李世民脚下。

    生死一瞬之间。

    虽然叛乱最终失败，参与的结社率等都被追斩，但李世民或者念及突利的香火情，特赦突利的儿子死刑，流放岭外。

    印象深刻而有些后怕的李世民改变了观念，也让唐朝对安置突厥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    李世民发出了感慨，“中国，根干也；四夷，枝叶也；割根干以奉枝叶，木安得滋荣！朕不用魏征言，几致狼狈。”

    结社率事件导致李世民遣返突厥，准备让他们迁回黄河之北。

    但此一时彼一时也，突厥人回不去了。

    他们还没有北渡碛口，更不要说进入大草原，就遭到了薛延陀的强力反对和阻击。

    即使在唐朝的调停和警告下，他们依然正面硬刚突厥和唐朝联军，甚至不惜和唐朝正面开战。

    薛延陀夷男可汗，甚至一次出动了二十万兵马，每个战士配备四匹马，南渡沙碛，驱赶突厥。

    唐朝没有能力，或者说也不愿意再大规模开战。

    结果早已注定，薛延陀逼迫突厥再次南返河套地区。

    大草原上，薛延陀已经正式取代突厥成为主人了。

    突厥人远望漠北，昔日荣光，已是雨打风吹去。

    江山如此多娇，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。

    已许当日，李世民早已预见，突厥人不可能在漠北重新生存，而唐朝也不可仅仅为了安置突厥而和薛延陀正面开战。

    两国之间，任何时候，都是利益为先。

    因而，让突厥人重归漠北，这第二种政策，虽然不劳扰中原大地，也不伤自己根本，但却出无法实行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。

    那是温彦博提出来的，依照东汉和隋朝旧例，在河套地区让突厥人繁衍生息，这也是隋朝处置突厥降民的方案。

    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政策。

    虽然隋朝后来养虎遗患，突厥复起，殷鉴不远，但那更多的是隋朝内部孱弱，才引外敌窥视。

    打铁还需自身硬。

    任何政策的制定，都必然是在合适的时间，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地方。

    河套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。

    此地自隋朝就成为突厥人寓居的场所，当年启民可汗几乎是匹马归降隋朝，全靠杨坚的支持，他才得以收拾余散的族人，重新振兴突厥。

    但刚开始时，他被安置在长城以内，也度过了一段苦逼的岁月。

    都蓝可汗对他步步紧逼，让他不得安生，眼见他即使有隋朝的庇护，甚至专门为他修建了大利城，也将无立锥之地。

    长孙晟以战略大家的眼光，将河套地区划为启民落脚之地。

    他向杨坚上书说：“请徙五原，以(黄）河为固，于夏、胜二州之间，东西至河，南北四百里，掘为横堑，令处其内，任情放牧，免于抄略，人必自安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有风水宝地之称的黄河之曲，水草丰美，上苍的恩赐，河套之地。

    五原（河套)东西北三面被黄河围绕，南面又经人工开挖数百里长的一条横堑，可以防止都蓝可汗的骑兵骚扰和进攻。

    这是一着神来之笔。

    启民凭河曲之地，休养生息，终于在几十年内，生机尽复，突厥一跃再成大草原的霸主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自启民之后，河曲一直有无数的突厥人生活在期间。

    郁射设两度入主河曲五原，而自颉利可汗败亡之后，作为突厥人传统上的安息落脚之地，河曲事实上已经成为突厥流民的集中的聚居地。

    温彦博提出的第三策，就是以现实为基础，只不过是将河套五原等黄河以南地区，从法理上承认了突厥的存在。

    以河套地区为中心，向东西延展，让突厥休养生息，成为捍蔽北方边境，抗衡碛北薛延陀的第一线。

    这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方案。

    以唐朝当时的国力和对外政策而言，也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方案。

    李世民选择了温彦博的这个方案，但毫无疑问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。

    隋朝虽然完美地让启民生存下去，但突厥人却东山再起，最终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。

    杨坚亲手培养了突厥的壮大，然后势强力刚的突厥转身就派出几十万骑兵，将杨广围困在雁门孤城。

    天朝上国，一国之君差点成为俘虏。

    以河套成为突厥休养生息的方案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养虎遗患。

    虽然唐朝宰臣们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并不是突厥的复起，而是杨广本人的作死。

    正如杜楚客客观公允地说：“隋主无道，中国以之丧乱，岂得云兴复亡国（突厥）以致此祸！”

    但前事之师，后事不忘，以史为鉴，不可不防。

    李世民虽然主要采纳了温彦博的策略，但唐朝最后实行的却是一种，开创型的集思广益的政策。

    合适的，才是最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