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和高句丽在安市城针尖对麦芒，这是关系双方国运的一战。

    六月二十，李世民率军至安市北，人不留行，马不停蹄，立即开始进攻。

    盖苏文反应也极为迅速。

    六月二十一，盖苏文派遣高句丽北部大酋高延寿和南部大酋高惠真，率领高句丽，靺鞨联兵，总计十五万，增援安市城。

    双方亮出底牌，成与败，在此一战。

    十五万增援，应该就是高句丽所能召集的绝大部分正规军，也是他们的家底了。

    但这种倾国而来，倾巢而出的行军，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。

    李道宗一眼就看清楚高句丽的虚实，他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大刀剜心战法。

    李道宗准备奇袭高句丽的国都平壤城。

    他向李世民进言说：“高句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。愿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根本，则数十万之众，可以不战而降。”

    非常奇怪的是，李世民并没有回应。

    或者，当时李世民并不是不想采纳李道宗的建议，而是他心中早已是翻江倒海，心神失守了。

    或者随着战线的推进，李世民的心中，可能第一次产生了后悔和惧怕。

    高句丽太能打了，这种强悍和坚韧，远远超过他的预料和估计。

    他陷有些期待的击溃高句丽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想法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的可能。

    至少现在，唐军孤悬安市域外，在人数和后勤上，已经处于绝对的劣势。

    据《隋唐嘉话》和《唐语林》的记载，当大唐军队看到高句丽和靺鞨和联军，连绵四十里，军容鼎盛时，李世民平生第一次露出惧意和退意。

    以李道宗这种大胆剜心的战法，如果是在中原时，李世民必然早就支持进行，甚至可能亲自带队。

    但当时当日，李世民并未回应。

    当李世民从辽东撤军，回到长安城后，他和李靖谈论起此次征伐的得失，还是久久没有释然。

    他疑惑不解地问李靖说：“吾以天下之众，困于小夷，何也？”

    李靖显然早就研究了此战的利弊得失，他莫测高深地回复说：“此（李）道宗所解。”

    李世民转头向江夏王李道宗，他这才说出当日，想以五千劲卒直取平壤的计划。

    李世民怅然若有所失地说：“当时匆匆，吾不忆也。”

    可见此一时，彼一时也，高句丽境内的李世民，已不再是中原大地之上，那个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的李世民了。

    在高句丽，他在战场之上的心理，已经完成了由战神李世民到大唐皇帝的转变。

    纵使那年犹可胜，可惜当时已惘然。

    天下，是属于年轻人的。

    但至少当时，李世民心中虽然畏惧，但他依然是大唐军队人人信仰和尊奉的神，也是大唐军队的灵魂所在。

    他依然可以指点江山，谈笑用兵。

    李世民宝刀犹未老。

    对于高延寿和高惠真的援军，李世民好整以暇地指出了，他们有上中下三种应对方式。

    “引兵直前，连安市城为垒，据高山之险，食城中之粟，纵靺鞨掠吾牛马，攻之不可猝下，归则潦为阻，坐困吾军，上策也。”

    这确实是一条上上之计，也是对付中原王朝军队的不二法门。

    此对策和高句丽军中老于故事的老军头的看法，也完全一致，他们在无数战斗中，早就总结出坚壁不战，待敌自溃之道。

    李世民接着侃侃而谈，“拔城中之众，与之宵遁，中策也。不度智能，来与吾战，下策也。”

    但自古以来，上策为下策，取下策者最多。

    高延寿再一次诠释了这一条真理。

    他仗着自己兵精将勇，人数又占据绝对的优势，引军直进，准备和李世民决战。

    这正中李世民下怀，他生怕高延寿改变主意，特意派出东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许败不许胜，率领千骑人马当诱饵。

    高延寿即使明知道是讲，他也一定会上当，因这他既对自己的联军抱有绝对的信心，也根本不知道李世民真正的厉害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远远不象李世民表面所说的那么轻松。

    阿史那社尔完美地完成了任务，刚交兵，他就假装败退，并且戏演得非常逼真。

    在旁边观战的高句丽放下心来，互相传递信息说：“易与耳。”

    这导致了高延寿心态上的完全放松。

    他本来连营扎寨距离安市有四十里之远，但现在发现胜利可期，竟然放松警惕，直接将战线推进到离安市城八里之遥。

    这种心态上的放松和轻视，将让高延寿一败涂地。再无卷土重来的可能。

    只一仗，高延寿就输尽底牌。

    和高句丽军内轻松的氛围相比，唐军战阵之内，士气就要高昂激越得多。

    这也许源于李世民高明的激励手段。

    他是情绪激励大师，在开战前，以自己战无不胜，绝对的自信感染了整支军队，唐军对李世民有种盲目的自信，因为李世民纵横半生，未尝一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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